博物馆青年说 | 实践在中国科普教育的内涵变迁，从劝工陈列所到新时代科技类博物馆

Original 沈辛成弘博网 2023-10-07

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工业版图上，有“南张北周”的说法。南，是指张謇，北，是指周学熙。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，领风气之先，我今天要说的，是周学熙对博物馆的贡献。

周学熙（1866—1947），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。

周学熙，1866年生，安徽东至人，6岁随父亲移居天津。其父亲随李鸿章办洋务，周学熙耳濡目染，新学旧学皆通，22岁入仕。清末“新政”，重中之重在于“振兴实业”。周学熙因改革山东大学教育有功，受袁世凯赏识，被派去日本率队考察工商业，四十多天里，参观了造船、炼钢、造币等多个行业。回国后，周学熙倡议办厂兴业，并建立“考工厂”，供国内实业人考查商品，激发观感。

周学熙在访日期间，目睹了大阪商品陈列所的盛况，商人工匠来往其中，观察比较国内外制品。周学熙感叹道，“今日本通国无一人不需洋货，而无一洋货非出自本国仿造者，此所以区区小国能自立于列强商战之世也。”

考工厂，便是效仿日本所为，又取古籍《考工记》之名， 1904年开厂，旨在促进工艺知识的业内流通。1906年，在考工厂基础上，再办劝工展览会，引来游人如织，累计参观人数逾15万。1907年，周学熙建劝工陈列所，“招工仿制物品”，“聚集百货，纵人游览”，“以期振兴工业，广辟利源”。

劝工展览会

劝工陈列所，可以算是中国科技类博物馆的雏形了。那一时期所强调的“实践”，和我们今天的大有区别。这里的实践，指的是以终端产品为目标的反向工程：聚集百货，比较产品，商讨制法；在文化层面，倡导以工商业文化为目标的科普教育。开通民智，提倡工商业之进步，鼓励人们入行创业，开出国货的市场，打造国货的脊梁。

这样的“实践”观，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产业现实所决定的。制造技术水平的落后，决定了中国工商业者需要劝工陈列所帮助他们从模仿起步；人才储备短缺，决定了需要劝工陈列所来不断激发国人中具有才干之人；国货市场份额有限，决定了需要劝工陈列所把他们的商品和品牌推到公众面前。

所以，这种实践并非是指基于抽象知识的实践，而是指行业实践、行业视野、行业意识。

相比起来，西方科技类博物馆的形成则较为自然。

十九世纪的世界博览会工艺不分家，电与灯也要当作艺术品来展示；

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专门的工业博物馆，工艺开始分家；

二十世纪前半的科学博物馆讴歌产业创造，宣扬民族荣耀；

二十世纪后半出现了科学中心。

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会知道，创办者奥本海默受麦卡锡主义迫害，从大学核物理学家变成中学教师，他在旧金山创办探索馆，刻意选择了反建制化的科学，为的就是将科学变成非历史的、互动的、好玩的科学。

又是一个世纪之交，中国与科技博物馆重逢。我们从海外拿来的，是现成的科学中心。

在这样的博物馆中，“实践”的内涵是什么呢？是孩童的喧闹声，是家长呵斥孩童喧闹的喧闹声，是展品失灵后噼里啪啦的一顿暴击。在这低龄化气质的背后，是去实体化、去社会化、去利益化的科学。

所谓“实践”，渐渐和操作教具画上等号，与行业视野和行业意识却渐行渐远。这样的科技被人为提纯、无菌处理，刻意剥离甚至主动回避各种利益主体。一方面模糊当下科技研发的主力军，一方面对已故的大发明家们又极尽神化之能。看似意在达成科技价值无涉的形象，实则是将科技的社会内涵大大矮化了。

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，科学中心六十年代在西方的形成，是因为当时前所未见的核能、航空航天、大型计算机等复杂科技系统带来了令人生畏的、无法掌控的压迫感和人们面临未知的天然恐惧。而中国无论是上世纪初还是本世纪初，都并不处在这样的阶段。我们学了科学中心的样子，却并不知道别人为什么拥有这样的博物馆，也并不知道我们学来这些之后要用它干什么。

事实上，今天中国面临的挑战和一百年前并无二致。我们的民族科技在不少核心领域依旧在苦苦追赶，我们的人才依旧整日与制度瓶颈相搏，我们在汽车、能源、通信等方面的自主品牌依旧在苦苦探路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科技类博物馆没有像一百年前那样劝工劝业，非要把科研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。是少年们不该学习实务吗，是青年们不该求行问业吗，是实业文化不配进入主流吗？

玩教具，不是真正的实践。新时代的科技类博物馆应该赋予“实践”二字以新的内涵。

复兴劝工劝业精神，就应当不拘泥于原理展示，而是去直面痛点，向公众揭示核心技术到底难在哪里，光刻机是什么，光刻胶又是什么，它们为什么于芯片制造不可或缺，我们又为什么受制于人；

复兴劝工劝业精神，是直面国家当前高水平技能型人才的缺失问题，为匡正职业教育的社会评价提供文化支撑，将重视劳动、赞美劳动的价值观，将如何审美劳动的方法论，从娃娃抓起；

复兴劝工劝业精神，就应当不拘泥于展示利益无涉的科技，理直气壮、堂堂正正地把今天创新的主体请进博物馆，把产学研一体的好文章做进社会教育的灵魂里去；

复兴劝工劝业精神，就是要告诉公众：其实科技创新包含了许多社会内容，这些在科技馆里都没有提及，比如产业政策、科技伦理、团队精神，并非只有所谓“理科生”才能投身科研，文科生同样可以有自己的贡献，他们绝不是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。有教无类，在做中学，广纳人才，各显神通，这难道不正是教育的本质吗？

科技类博物馆的中国气派，不必拘泥于业绩展示。我们要想的是：如何让我们的博物馆与社会进程同步，如何做出符合我国行业创新需求的陈列内容，如何在科研前沿和社会支撑两条战线为创新孕育人才。博物馆人应当解放思想，摒弃拿来主义，扎根中国的经济现实，将行业意识带入公众视线，还科技实践以原貌、全貌。

一百年前周学熙兴办劝工陈列所时，

国家风雨飘摇，

他尚且能坚定初心，

振奋民智。

新时代的我们，

又当如何？